倪建伟

　　富士康、本田、北京现代等公司的劳资矛盾及之后的涨工资，使“加薪”成为最近一段时间的热门词，成为社会各界讨论的焦点问题。有人认为，我国的人口红利正在不断下降，“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即将到来，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下，“加薪”可以“倒逼”产业升级，增强国际竞争力，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水平，建立扩大内需的坚实基础，进而为中长期发展提供持续动力；有人认为，低劳动力成本是我国长期发展的重要比较优势，“加薪”不仅涉及到产业转型与升级，更可能会导致加工企业向越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转移，动摇世界工厂地位，进而影响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如何准确把握？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就“加薪”论“加薪”，而是要站在发展方式转型的大背景下，立足现实、着眼长远，深层次剖析加薪的前因后果，才能形成较为全面、客观的认识。

　　是否“加薪”？笔者的观点是，低劳动力成本是我国30多年改革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重要原因，但是，进入发展新阶段，衣食住行等生存性需求不断降低，公平、权利等发展性需求不断凸显，人为压低劳动力工资水平的传统发展模式已经无法持续，必须“加薪”。

　　怎样“加薪”？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是政府制定最低工资标准，并提供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比如，自2月1日江苏率先调整最低工资以来，全国已有27个省区市相继调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劳动力工资报酬应在政府作用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由企业组织和工会组织协商决定。这是符合国际惯例的。

　　如何为“加薪”创造基础条件？从更深层次看，增加收入重在扩大就业。在发展方式转型背景下，亟需以推进城市化为切入点，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不断增加就业机会，提高就业水平。

　　劳动力工资水平低下已经成为客观事实。1996～2007年，我国劳动者报酬占比不断下降，从53.4%下降到39.7%，下滑近15个百分点。另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教授的研究，在过去10年的最初几年，我国农民工工资增长约为2%～5%，2004～2007年期间工资增长约为7%，2009年猛增16%。客观地看，虽然工资水平有提升的趋势，但总体上我国劳动者收入增幅长期低于GDP增幅和资本利润率增幅，也低于快速上涨的物价，事实上造成劳动者“绝对收入增加但相对收入减少”的尴尬局面。

　　服务业是拉动就业增长的重要产业。就业是收入之本，增加劳动力收入的基础是保障就业。但是，目前我国就业弹性仅为0.1左右，低于发展中国家平均水平0.3～0.4，更低于2007年经济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0.48和欧盟地区的0.78。究其根源，主要在于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缓慢，长期以重化工业为主导，可以大量容纳就业的第三产业，产值比重停滞在40%左右、就业比重停滞在30%左右。为此，亟须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

　　城市是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主要载体。城市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其相对密集的人口、相对较高的收入群体，为服务业发展提供了基础。有学者研究表明，我国城市化率和服务业比重之间的相关性很高，城市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带动服务业增加值比重上升0.77个百分点。比如，文化教育、金融保险、信息服务业等具有较高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含量的生产性服务业均适于在大中城市发展。实证分析也表明，凡是国际性大都市，服务业比重一般要在70%以上，发达国家60%的产值集中在服务业，且其主要集中在城市。

　　[作者单位：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经济研究所]